2020年7月31日，中國向全世界鄭重宣告，中國自主建設(shè)、獨立運行的北斗三號全球衛(wèi)星導航系統(tǒng)已全面建成，中國北斗開啟了高質(zhì)量服務(wù)全球、造福人類的新篇章。北斗，每一個中國人都熟悉的星辰名字，北斗七星信仰，中國人最早的星宿信仰之一，它連接星空與人間，成為中國人世俗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指路明燈。

北斗星是北半球星空中的重要星象，由7顆星組成。《春秋運斗樞》云：“第一天樞，第二(天)旋，第三(天)璣，第四(天)權(quán)，第五(天)衡，第六開陽，第七搖光”。因七星排列形狀曲折，酷似飲食器具斗勺，且位于北天，“居陰布陽，故稱北斗”。其中第一至第四星為“魁”即斗身，第五至第七星為“杓”即斗柄，“合而為斗”。

確定季節(jié)、推斷月份、導航方向

北斗文化在中國源遠流長，北斗七星信仰是中國人最早的星宿信仰之一。

距今一萬年前的內(nèi)蒙古翁牛特旗白廟子山新石器時代遺址中，就發(fā)現(xiàn)有早期北斗七星巖畫。距今6500多年前的山東莒縣凌陽河大汶口文化遺址中，出土過刻有北斗星斗形的陶器，用7個圓圈象征七星。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河南濮陽西水坡墓葬遺址中，發(fā)現(xiàn)有蚌殼堆積塑造的三角形與兩根人脛骨組成的北斗形象，蚌塑三角形代表斗身，脛骨代表斗柄。殷商時期的甲骨文卜辭中，有大量拜祭北斗的記載。1978年，湖北隨縣擂鼓墩發(fā)掘的戰(zhàn)國早期曾侯乙墓中，出土的漆箱上更有彩繪的北斗天象圖。

北斗星成為古人最早的膜拜星宿，與其確定季節(jié)、推斷月份、導航方向的功能密不可分。

《史記·天官書》有言：“分陰陽，建四時，均五行，移節(jié)度，定諸紀，皆系于斗。”北斗七星隨著不同季節(jié)的變換，出現(xiàn)在天空的不同方位，其斗柄繞北極星順時針旋轉(zhuǎn)一周，就是地球公轉(zhuǎn)一年，四季交替一周期。古人便依據(jù)七星旋轉(zhuǎn)規(guī)律和黃昏時分斗柄指向確定春夏秋冬、厘定二十四節(jié)氣等時令——這就是我國古代天文歷法中經(jīng)常提到的“斗建”。

據(jù)《鹖冠子·環(huán)流》記載，“斗柄東指，天下皆春;斗柄南指，天下皆夏;斗柄西指，天下皆秋;斗柄北指，天下皆冬。斗柄運于上，事立于下;斗柄指一方，四塞俱成。”我國最早的歷法夏歷《夏小正》就是以北斗星為準，確定節(jié)侯。葛兆光先生認為，《夏小正》《鹖冠子》等書中皆記載了古人以斗柄建時的方法，說明北斗在古代建時系統(tǒng)中是非常重要的。

在確定四季的基礎(chǔ)上，古人把北斗星繞北極星順時針旋轉(zhuǎn)一周的天空劃為十二等分，以天干命名，用“招搖”星即斗柄端處的第七星“搖光”的指向確定月份。“招搖”指向十二天干的寅位為正月，“十二月指丑，一歲而匝，終而復始”。

北斗七星是古人觀察農(nóng)時、管理農(nóng)事的重要依據(jù)。《逸周書·周月解》有“(一月)斗柄建子，始昏北指，陽氣虧，草木萌蕩”的說法。《尚書·舜典》中有舜即位后“在璇璣玉衡，以齊七政”的記載，《史記》對此的解釋是“北斗七星，所謂‘璇璣玉衡，以齊七政’”，《尚書大傳》曰“七政，謂春、秋、冬、夏、天文、地理、人道，所以為政也”，意即舜通過觀察北斗七星運行規(guī)律，勘定節(jié)序，判分寒暑，辨別四季輪換，帶領(lǐng)民眾安排農(nóng)業(yè)生產(chǎn)等事務(wù)。

北斗七星接近北天極，終年常顯不隱，在北方夜空中非常容易辨識，由此成為夜間指示方向的重要參照坐標。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中有言，“夫乘舟而惑者，不知東西，見斗極則寤矣。”

掌握人間陽壽，主控世人富貴

因北斗七星能厘定時節(jié)、導航方向，古人逐漸賦予其掌管天下眾生富貴壽夭命運的神性。古人認為北斗是宇宙的中心，藏布元氣，繁衍萬物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，都隨北斗斗柄的指向而變換，北斗在信仰世界中成為造化之樞機，人神之主宰，有回死注生之功，消災(zāi)度厄之力，民間由此把北斗稱為“延壽司”。

大約漢末三國時期成書的《三輔黃圖》中，記有西漢時長安百姓“就北斗星辰求長命”的習俗。東漢桓靈之際，辭賦家趙壹才華橫溢，傲視權(quán)貴，遭遇黨錮之禍被株連，幸得友人解救才免于一死，感嘆朋友搭救之情如“收之于斗極，還之于司命，使干皮復含血，枯骨復被肉”。據(jù)東晉干寶《搜神記》記載，三國管輅曾言，“南斗注生，北斗注死。凡人受胎，皆從南斗過北斗。所有祈求，皆向北斗”。北魏大臣崔浩在父親病重時，“夜在庭中仰禱斗極，為父請命，求以身代，叩頭流血”。明朝《三國演義》小說中，諸葛亮為興復中原，點七星燈，踏罡步斗，祈禳北斗延壽，也源自北斗主控生死壽數(shù)的信仰觀念。

在古人的觀念中，北斗除掌握人間陽壽，還主控世人富貴。在天樞、天璇等名字外，古人給北斗七星另取了7個別名，“第一曰破軍，第二曰武曲，第三曰廉貞，第四曰文曲，第五曰祿存，第六曰巨門，第七曰貪狼”。從七星名稱上看，北斗操控著官員仕途上的福祿、將軍戰(zhàn)場上的勝敗等。

七星之中，尤以二星武曲、四星文曲最為百姓津津樂道，人們認為名臣名將多為兩星下凡。《水滸傳》開篇《引首》言宋仁宗朝“文有文曲，武有武曲”，說的“文曲星乃是南衙開封府主龍圖閣大學士包拯，武曲星乃是征西夏國大元帥狄青”，二人一文一武輔佐仁宗打造清平之世。

給帝王打上北斗印記

人間最能操控世人富貴命數(shù)的，莫過于皇帝。天上星辰萬萬千千，都隨北斗七星圍繞北極星旋轉(zhuǎn)，有“眾星拱北斗”之說，所以北斗又和帝王有深度關(guān)聯(lián)。

在古人的天文信仰中，北極星為帝星，北斗七星自然為天帝之車。《史記·天官書》有“斗為帝車，運于中央，臨制四鄉(xiāng)”的說法，意即北斗星是天帝的座車，由它的轉(zhuǎn)動帶動眾星運行。《漢書·五行志》曰“北斗，人君象”，可以出號布政，控御四方。故秦始皇統(tǒng)一天下后，曾下令建造專門祭祀北斗的祠廟。

在古代天人感應(yīng)的政治氛圍中，給帝王身上打上北斗神秘印記的做法，既增強了帝王的神圣性與權(quán)威性，也給制約皇權(quán)留下了很大的操作余地。

古人認為，“北斗有七星，天子有七政”。北斗七星的明暗變化，可以作為君主德行好壞的象征、國家治亂興衰的預示。《白虎通義·封禪》有“(皇帝)德至天則斗極明，日月光，甘露降”的說法;《史記正義》言，“斗星盛明，王道和平，爵祿行，不然，反是”;《開元占經(jīng)》也保留了古人“七政星明者，其國昌;不明者，其國有殃”“北斗星明，王者治”“王者逆道，則北斗不明”等觀點。

古人甚至將這種天象政治學細化。《詩緯含神霧》曰“七政星不明，各為其政不行”，北斗七星中每一星不明，都代表著天子在某方面履職不力，德行有虧。《孝經(jīng)援神契》言，“天子不事祠名山，不敬鬼神，則斗第一星不明;數(shù)起土功，壞決山陵，逆地理，不從諫，則第二星不明;天子不愛百姓，則第三星不明;發(fā)號施令，不從四時，則第四星不明;用樂聲淫泆，則第五星不明;用文法深刻，則第六星不明;不省江河淮濟之祠，則第七星不明”。這就要求天子根據(jù)北斗七星各星的明暗，反思施政得失，順應(yīng)天道，刷新政治，具體就是多行敬天順民、從諫如流、不勞民力、關(guān)愛百姓、不奪農(nóng)時、清心寡欲、執(zhí)法平恕、慎罪恤刑、興修水利等仁政。天象政治學雖然是荒誕的，但在古代制約君權(quán)上有著特殊的正面作用。

古人以北斗喻君，斗柄由此獲得權(quán)柄之含義。天子所在京城的建筑布局，也往往模仿北斗之形，使京城位于天地之中，以彰顯天子權(quán)威，同時祈求得到上天庇護，實現(xiàn)江山萬年、長治久安。

西漢長安城即是如此，其北城墻西北段蜿蜒曲折，形如北斗;南城墻中部突出部分和東段曲折如南斗，后人便認為長安城設(shè)計藍圖是對北斗星圖的模仿，模擬“斗在天中，周制四方”之義。加之渭水環(huán)繞長安，恰好對應(yīng)天上銀河位置，所以長安城又有“斗城”之名。《三輔黃圖》有言，“(長安)城南為南斗形，北為北斗形，至今人呼漢京城為‘斗城’是也”。

北斗所擊，不可與敵

正因古人的信仰世界賦予七星如此多的功用，北斗又成為力量的象征。《淮南子·天文訓》曰：“北斗所擊，不可與敵”，認為北斗斗柄所指之處得到上天庇佑，所向匹敵，無法抗衡。早在先秦時，軍隊就將北斗畫在戰(zhàn)旗上，求天意護佑。秦漢時期軍隊出征前，都要舉行祭祀北斗儀式，借助七星神力鼓舞士氣，確保出師大捷。

漢武帝元鼎五年(公元前112)秋，漢朝征討南越，“以牡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，以象太一三星，為太一鋒，命曰‘靈旗’，為兵禱，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”，武帝告禱太一神后，將畫有日月、北斗、登龍的戰(zhàn)旗交于太史，在作戰(zhàn)時指向所伐之地。是年冬，南越國滅，其地劃為大漢九郡。

中國古代對北斗七星的信仰，無疑發(fā)軔于其定明四季節(jié)氣、辨明東西南北的功能。在天上北斗與地上人間的關(guān)系互動中，人們掌握了以北斗七星為代表的星辰運動規(guī)律，把無序變?yōu)橛行颍瑢⑻煜笞兓棉D(zhuǎn)換為人世圖景。

從厘定節(jié)氣到指引導航，從掌控壽數(shù)富貴到神化限制皇權(quán)，從規(guī)劃都城到克敵制勝，北斗七星廣泛影響了華夏先民的生產(chǎn)生活，深刻參與了華夏信仰文化的生發(fā)生長，成為中國人世俗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指路明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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